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讲述诈骗犯罪三十案例之解析

 

  例1-骗免回名画案:乙将名画无偿借给甲看。事后,乙请求甲返还其名画,甲用欺骗手段使乙免除其名画的返还义务。

  虹口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甲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或就其作品的返还请求权构成欺诈?一种观点认为,名画构成侵权罪,不能构成侵权,不能构成侵权赔偿请求权。因为,返还财物的请求权是受害人的财物所有权的一种效力,换言之,返还财物的请求权包括在物权上;如果将违法获得的财物的行为作为财产罪加以惩罚,已将受害人对该财物包括的权利视为法益评价,无法再将其对其中个别权利的侵害进行重估。举例来说,行为人骗取他人财物后又破坏其行为的,作为诈骗罪处罚时,已经包括了破坏他人财物的处罚,因而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以骗取钱财(名画)罪轻于诈骗财产性利益(名画)的返还请求权(名画),为骗取赔偿名画上的返还请求权而吸收侵占罪。由于在不可罚事后行为的情形下,只根据前行为的性质来判定犯罪,而不对行刑的大小进行比较,这是因为在法益侵害的时间点,前行为的违法性已包括,吸收了后行为的违法性,而非刑罚吸收。
 

  例2:电力公司员工正常大量用电后,当电力公司工作人员将要按电表计费时,产生了一种不交或少交电费的念头,以不正当的方式将计价器的显示数字调到最低限度,使计价员误以为行为人没有用电,从而免除计价器计费义务。

  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本案中行为人构成诈骗罪。本案例中,电力公司并不存在电力返还请求权,而只有货款(电费)请求权。肇事者骗得的不是电力本身,而是对方有权索取电费的财产权。特别提醒读者,这种情况不同于一般的窃电行为。作案者为了不交电费或少交电费,事先用不法手段使计价器停止运转,偷走的只是电能,而非财产利益。而上述情况下,行为人并未事先有窃电意图,而以正常方式使用电力;事后骗得的也不是电力,而是对方索取电费的权利。两者不应混淆。
 

  案例3——赌博诈骗案件:犯下赌博欺诈行为的人,造成受害人死亡。受害人当时只带了两万日元,行为人便和受害人达成协议,受害人以后向行为人支付剩下的139万日元。除了认定犯有20,000日圆的欺诈(诈骗,即狭义物品上的欺诈)之外,日本最高裁判所还认定后者构成了二项欺诈(骗取财产性利益)。

  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认为:在日本的审判实践中,这种认定是由于日本刑法典把财产利益和财产利益作为一种并列的对象进行了规定。但我国刑法中并未对财产性利益和财产性利益进行并行规定,根据上述解释,财产性利益仅仅是财物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当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取得了狭义财物,一般不需要再将其认定为诈骗罪。
 

  例子4-解除林权抵押诈骗:2016年10月,被告人郑某谎称需要资金开发果业,以其2000多亩的林地权抵押,向广源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办理抵押登记。十月十五日,郑某收到贷款,当日全部转入炒股,损失950多万元。2017年初,郑某与广源公司商谈,农行贷款的利息很低,希望广源公司解除抵押,郑某再将该林权用于农行办理贷款,贷款后立即归还给广源公司。2017年6月中旬,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注销手续;7月底,郑某以该林权抵押从农行办理了一笔八百万元的贷款,但没有归还广源公司,而是把自己的抵押贷款拿到了银行,并没有归还广源公司,而是转给银行一笔8000万元的贷款。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认为: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抵押权或以欺骗手段使他人解除抵押的,应当认定为诈骗罪。此案中,郑某先前以广源公司为贷款目的骗取贷款,构成骗取贷款罪。之后,郑某以注销该林权再抵押所获得的贷款还给广源公司为由骗取对方解除抵押权,使其失去抵押担保,客观上给广源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该书认为,郑某解除担保权构成了财产权性欺诈。诚然,由于广源公司最后只有一项财产损失,对于郑某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包括一罪,以诈骗罪处罚。
 

  例5——李四骗取Q币案:张三用5万元购买虚拟财产Q币后,便被骗走。

  虹口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认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罪,违反了公法益的规定,但盗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主要侵犯了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它以侵犯公法益罪作为一种行为来保护个人法益,显然是不正当的,因为这必然会侵害受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不利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在本案中,如果李四的行为仅仅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则张三很难行使相关的诉讼权利。这既忽略了张三的财产保护,也进一步侵犯了张三的相关诉讼权利。
 


 

  例6-谎称车祸案:A打电话欺骗在家休息的老人B:“您的女儿在前面马路上出车祸了,您赶快去看看。”B连门也没有锁便急忙赶到马路边,A趁机取走了B家中的财物。

  虹口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进而取得了财产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犯也可能实施欺骗行为。本案中虽然A实施了欺骗行为,但B没有因为受骗而陷入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更没有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所以,A取走财产的行为,只能成立盗窃罪。此例说明,并不是“只要有欺骗行为就成立诈骗罪”。
 

  例7-骗盗西服案:洗衣店经理A发现B家的走廊上晒着西服,便欺骗本店临时工C说:“B要洗西服,但没有时间送来,你到B家去将走廊上晒的西服取来。”C信以为真,取来西服交给A,A将西服据为己有。

  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并非只要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导致对方将财产“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人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罪也有间接正犯,盗窃犯完全可能使用欺骗手段、利用不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取得财产。本案中C显然受骗了,但他只是A实施盗窃行为的工具而已,并不具有将B的西服处分给A占有的权限或地位。所以,A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由此可见,并不是只要受骗者将财物“转移”给行为人就成立诈骗罪。
 

  例8-试穿西服案:A假装在商店购买西服,要求试穿西服,售货员B将西服递给A让其试穿,A穿上西服后声称去照镜子,在B接待其他顾客时,A趁机溜走。

  虹口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即使是财产的占有者、所有者形式上将财产“交给”他人,但如果没有处分财产,即财产实际上仍然处于占有者、所有者占有时,行为人趁机通过违法手段取得财产的,也不成立诈骗罪。本案中A显然不成立诈骗罪,只成立盗窃罪。因为尽管B受骗了,形式上也将西服“交给”了A,但此时西服仍然处于B占有下,B并没有将西服处分给A占有,A是通过进一步实施违反B的意志转移西服的行为才占有该西服的,所以,A的行为成立盗窃罪。显而易见,如果不能认定被骗者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就不能认定为诈骗罪(既遂)。
 

  例9-虚构债权诈骗案:2003年8月,市民李某来到某区检察院民行科申诉,称她近几年陆续借给邻居潘某18万元,经多次催讨,潘某一直未还。2002年5月,李某向某区法院申请对潘某的房屋予以财产保全,不料夏某等人也持潘某的借条要求偿还债务,法院据此进行民事调解,致使李某的债权无法得到全额偿还。李某不服,声称自己从没听说潘某还向其他人借了钱。办案检察官调查发现,2003年5月至7月,潘某在与李某债务纠纷一案中,为少还债务伪造了向夏某等3人借款共计16万元的3张假借条,同时指使这3人向法院起诉,致使李某的18万元债权只能与虚构的16万元债权共同从潘某价值仅14万余元的房屋中得到清偿。某区检察院依法将该案提起公诉后,2003年1月9日,某区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处潘某有期徒刑8个月。
 

  虹口区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就本案而言,如果承认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则认定潘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更为妥当。因为潘某使用欺骗手段使法官陷入认识错误,从而进行调解,导致李某的债权无法得到全额偿还,这更符合诈骗罪(三角诈骗)的特征。
 

  例10-A等暴力获取Q币案:A等人在游戏厅以暴力相威胁,让被害人说出网络账户与密码,然后通过设置新密码的方法,将其价值数万元的Q币据为己有。

  虹口区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当行为人采用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他人的网络游戏币、Q币等虚拟财产时,不可能认定为计算机犯罪。本案中,A等人的行为并没有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也不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更没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例11-甲乙盗取Q币案:A准备了50万元现金,打算用于购买Q币,但在购买之前被甲悉数盗走。B准备了50万元现金后立即购买了价值50万元的Q币,但购买后还没有使用,乙立即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一次性盗走了B的全部Q币。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将针对虚拟财产实施的盗窃、诈骗等行为一概以计算机犯罪论处,并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针对本案,按照否定说的观点,对甲应认定为盗窃罪,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对乙应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刑。这显然不协调、不公平。或许有人认为,对乙可以适用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对乙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本身并不能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倘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一定是考虑了行为人所侵害的财产价值与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这反过来说明应当重视对被害人财产的保护。况且,即使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也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
 

  例12-B抢劫毒品案:A在运输毒品过程中遇到B抢劫其毒品时A能否进行正当防卫?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所有权说不能说明正当防卫问题。本案中,如果否认甲与A能够进行正当防卫,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非法占有甲的非法所得与A运输的毒品,这显然不合适。如果肯定甲与A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则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丙与B的行为属于不法侵害。对此恐怕没有疑问。

  二是甲与A的防卫行为必须属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行为。

  这便存在疑问了。如果说甲是为了保护乙的财产所有权而进行正当防卫,A是为了保护国家对毒品的所有权而进行正当防卫,显然过于牵强。所以,要肯定甲与A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必须肯定甲占有的赃物、A占有的毒品本身就是一种财产、一种利益。而这正是所有权说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和不能说明的现象。
 

  例13-乙骗取自己摩托车案:甲盗窃了乙的一辆摩托车,一个星期后,乙发现甲盗窃了自己的摩托车,乙便从甲处将该摩托车骗回。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如果财产关系相当明确,不需要通过法定程序即可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相对于本权者行使权利的行为而言,就不是财产罪的法益。如果占有者对财物的占有不存在与本权者相对抗的合理理由,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也不是财产罪的法益。本案中,即使不符合自救行为的特征,但由于乙是本权者,占有者甲对摩托车的占有不能与本权者相对抗,或者说甲与本权者的对抗没有合理理由,故相对于乙恢复所有权的行为而言,甲对摩托车的占有不是财产罪的法益,乙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但相对于第三者而言,甲对摩托车的占有仍然是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此外,如果乙并非骗回自己所有的摩托车,而是骗取甲所有的其他财物,即使其所骗财物相当于或者少于摩托车的价值,但由于不是恢复权利的行为,依然成立诈骗罪。
 

  例14-假营诈骗案:2016年5月15日至7月20日,被告人夏迎某、夏海某等人窜至河南洛阳市、焦作市、平顶山市等地,租用酒楼,以家纺产品展销会的名义,通过免费赠送礼品为由聚拢老年人群参加。夏迎某、夏海某在此过程中负责购买礼品、租赁场地并安排夏宾某、冯明某、刘福某等其他被告人负责发传单、发送礼品、维持现场秩序、看车等工作。夏迎某、权红某通过讲课的方式,虚构其产品具有治疗疾病方面等功效,再以退还货款、出资赴少林寺旅游、去郑州看梨园春节目等名义,骗取多名被害人货款共计352,220元。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争议焦点之一是,本案是民事欺诈行为还是诈骗行为?法官正确地指出,诈骗罪与民事欺诈不是对立或互斥的关系而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可以同时成立的。故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时,不能从证明其是民事欺诈来否定其是诈骗罪,而应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入手,以是否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判断。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夏迎某等人不具备进行真实交易的主观意图,在其开展的所谓家纺展销活动中,采取虚构商品具有治病功效、发放小礼品等形式吸引众多老年人参加,并通过承诺退还货款的手段促使老年人积极付款,当所收款项达到一定程度后即卷钱逃离,并且事先对逃离的路线、方式、次序精心谋划。另外,在开展所谓的带被害人旅游、现场观看知名节目纯属编造。因此,可以认定被告人夏迎某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的欺骗手段,其行为不是正常的市场营销行为。本案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审认定一审判决定性准确。只要欺骗行为的实质是使受骗者陷入或继续维持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并进而处分财产,就可能成立诈骗罪,至于欺骗行为是否同时成立其他犯罪,只是罪数认定问题,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
 

  例15-高级职员A不作为案:在某个公司,每天早晨秘书B都将需要付款的账单放在公司经理C的桌上。某天早晨,与付款事项无关的高级职员A偶然发现了C桌上的账单,并认识到是已经付款的账单。但是由于A与收款方的债权人相识,他便退出了C的办公室。稍后C进入办公室,依据账单再度付款给对方。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不作为不可能引起已经发生的结果,而且也不可能避免已经发生的结果。所以在他人已经陷入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具有说明义务的人不履行说明义务,使他人继续维持认识错误的,不成立诈骗罪。在本案的情形中,高级职员A虽然具有保证人义务,但他只是C陷入错误经过的旁观者,充其量只成立背信罪,但不成立诈骗罪。所以,除了保证人义务以外,还有其他类似于给虚假事实制造假象或者歪曲、隐瞒真相的行为时,才能认定为欺骗。
 

  例16-骗免支付稿酬案:作者B与出版社签订版税合同,约定出版社按印数码洋的15%支付稿酬给B。出版社实际印刷3万册,但出版社的有关人员A没有向B说明真相,只付1万册印数稿酬给B,使B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免除了出版社支付2万册印数稿酬的债务。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基于合同产生的义务。合同完全可能约定,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一方必须将有关事实的真相告知另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一方便具有基于合同产生的义务。本案中,A的行为应成立诈骗罪。
 

  例17-赝品邮票诈骗案:A为集邮爱好者,收集了一枚仿真度极高的清代邮票。某日,集邮爱好者B来看A的邮票,A出于虚荣心吹嘘该邮票为真品。B动心后提出购买该邮票,并提出以2万元购买该邮票。A同意后,将赝品以2万元卖给B(赝品邮票诈骗案)。(该句号为法官隔壁所加,原推文中没有此句号。——法官隔壁注)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基于先前行为产生的义务。当行为人故意、过失或者无意识的先前行为使他人陷入认识错误,存在处分财产的危险时,行为人负有告知真相、使他人避免危险的义务。本案中,A起初并没有诈骗的故意,但其吹嘘行为导致B陷入了认识错误。在B提出购买因而存在处分财产(付款)的危险时,A负有告知真相的义务,但没有告知,使B的财产遭受损失。A的行为应成立诈骗罪。
 

  例18-扬州粮食白酒案:被告人陈某为个体运输驾驶员。某日上午,一供销社批发部仓库保管员李某交给被告人陈某一张某糖业烟酒公司的销售发票提货联,委托他到该公司提运扬州粮食白酒200箱,计5000瓶。陈某与个体运输驾驶员闵某一起,各开一辆手扶拖拉机前去提货。两辆手扶拖拉机满载,共装上80箱(2000瓶)白酒,尚有120箱白酒不能一次提完,糖业烟酒公司仓库发货员杨某遂开出一张120箱扬州粮食白酒暂存收据,交给陈某。随后,供销社的一辆货车开来公司,陈某即要求杨某将暂存的120箱白酒装上货车一并带走。杨某在发出120箱白酒后,因一时疏忽,未将交给陈某的暂存收据收回。当天上午,供销社仓库保管员李某即将由陈某等人提回的200箱白酒收讫。当天晚上,陈某在整理有关单据时,发现发货方未将120箱白酒的暂存收据收回,便产生了重复提取120箱白酒后占为己有的想法。后来,陈某怕自己亲自前往提取会被识破,遂将暂存收据交给个体运输驾驶员闵某,由闵某将120箱白酒提出,运到陈某指定的地点。陈某将这批价值5250元的白酒销售后得款4490余元。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在本案中,陈某不仅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而且有虚构的作为欺骗。因为陈某让闵某从仓库提出白酒的行为,意味着向被害人表示自己还有120箱白酒没有提走,这本身就是虚构事实的作为欺骗,不属于不作为的诈骗。
 

  例19-制售干细胞注射液行医案:2016年下半年,许某经汪某介绍,假借为上海某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副院长崔某介绍研究病例为由,租借上海某大学两间办公室为办公地点。许某与汪某商议后,决定由汪某为其制作提供干细胞注射液,由许某以研究院名义对外招揽神经系统病患,谎称使用纳米生物疗法已经治愈众多病患。嗣后,许某委托李某等人负责现场运作事宜;张某冒充主任医师身份,负责接待病患、诊断病情,借纳米生物疗法名义推销使用干细胞注射液,以人民币2.98万元至6.1万元不等的价格收取病患诊疗费用。同期,汪某在上海某实验室内制作干细胞注射液,供许某等人为病患进行静脉注射。截至2017年4月案发,许某、汪某等人使用上述方法为患有渐冻症等疾病的患者有偿注射干细胞注射液,收取费用共计134.8万元。后查明,许某、汪某、李某、张某等人均无医师资格,研究院也非医疗机构;经鉴定,涉案产品“纳米生物因子”干细胞注射液属于依照《药品管理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的情形,应认定为假药。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针对本案:

  第一种观点认为,许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许某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许某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其实,许某等人的行为同时成立上述三种犯罪而不是仅成立其中一种犯罪。换言之,不能因为其中一种犯罪的成立,就否认其他犯罪的成立。首先,许某等人的行为当然成立生产、销售假药罪;其次,许某等人的行为无疑成立非法行医罪;最后,没有理由否认许某等人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因为许某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病患信以为真,进而处分了财产。但是,许某等人的行医行为、销售假药的行为以及诈骗行为其实是同一个行为,故应宣告许某等人的行为成立非法行医罪、生产销售假药罪和诈骗罪,然后按一个重罪处罚。
 

  例20-代购汽车诈骗案:在20世纪80年代汽车十分紧俏时,李某在银行贷款买了一辆东风140汽车,因交通事故导致汽车严重损坏,便将汽车拖至汽车制造厂的大修厂修理,由于各种原因,李某已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不久,李某认识了前往汽车制造厂购买汽车的陈某,李某谎称自己是某公司导购员,能够找关系帮陈某购买一台东风140汽车,价格为4.5万元。陈某信以为真,便按李某的要求将购车款汇至大修厂财务科。李某将其中部分款项交付修理费后,剩下的钱据为己有。陈某到大修厂财务科了解情况后发现受骗,便立即报案。公安机关抓获李某后,李某声称:“我没有骗,我将自己的那台车留给了陈某。”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行为人是否就其意思作了虚假表示,应当综合案件全部事实进行客观判断。不能认为,只要行为人有实现诺言的某种行为,就不成立欺骗。换言之,即行为人为实现诺言实施了某种行为的,也不能一概排除其行为的欺骗性。本案中,即使李某将自己的旧车留给陈某,也应认定其就自己的意思实施了欺骗行为。
 

  例21-冒充尼姑消灾诈骗案: 三人冒充“尼姑”,拦住被害人刘某并与其交谈。取得刘某的信任后,她们称刘某的幼子数日内有“大灾”。在刘某的恳求下,她们“勉强”答应帮忙消灾,告知刘某取出家中的全部款项,一是以示诚意,二是兼为“作法”道具。收受刘某交付的10余万元现金后,三人逃之夭夭。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将来的事实仍然可能存在真假之分。在行为人具有诈骗故意的情况下,就将来的事实进行欺骗时,一种情况是,在行为的当时就能判断真假。因为将来的事实并非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经历以及生活规律,就能判断将来事实的真假。针对本案,应当认为,在行为的当时,根据科学的因果法则,就可以判断出行为人就将来的事实的陈述具有虚假性。
 

  例22-欺骗赌徒案: A对犯有赌博罪的B说:“听一个知情朋友讲,你赌博的事已被公安局知道,他们正在侦查,本周五下午要来没收你赢的2万元钱,还要抓你走。与其坐牢,还不如花钱消灾。你将2万元给我,我帮你活动活动,避免公安局抓你。” B信以为真,将2万元交给A。事后B托人打听,得知公安局没有发现B的赌博事实。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虽然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局限性,在行为当时难以分辨行为人就将来事实所作的陈述是否虚假,但事后完全可能证明行为人在行为当时就将来事实所作的是虚假陈述或虚构了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肯定行为当时就具有欺骗性,只是事后才有证据而已。针对本案,不难看出事后的证据完全能够表明,A就将来事实所作的陈述在行为当时便具有欺骗性。
 

  例23-骗取装修定金案:(原推文中有两个“例18”,而没有“例24”。法官隔壁将后一个“例18”改为“例19”,后面依次修改至“例24”。——法官隔壁注)甲有一个规模较小的装修公司,因生意不好,不想继续经营,但又想“挣钱”,于是四处张贴广告:“本装修公司信誉良好,如果业主提前三个月预定房屋装修,并预交5000元装修定金,则在装修完工后,对房屋全部装修款享受七折优惠。”甲收到了十余人的装修定金后,便携款潜逃了。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事后携款潜逃的事实也表明,甲在行为当时就将来的事实作了虚假陈述。所以,如果将行为性质是否为欺骗与欺骗性质能否由证据证明两个问题分开,就应当肯定行为人可能就将来的事实进行欺骗。

  例24-骗取戒指案:甲女通过网上聊天认识了乙男。甲女为了骗取乙男的财物,在见面后,主动提出将来嫁给乙男,同时要求乙男为其购买戒指,待乙男将戒指送给甲女后,甲女逃之夭夭。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本案中,虽然在甲女声称将来要嫁给乙男时,还难以辨明真伪,但事后的情况却清楚地表明甲女就将来的事实进行了欺骗。在事后认定甲女的行为成立诈骗罪时,甲女仍然是就将来的事实进行欺骗,而不当然变成就现在或过去的事实进行的欺骗。否认可以就将来的事实进行欺骗的学者,认为类似这样的行为(允诺交友、结婚)是一种针对未来,又接近价值的陈述,所以不能认定为欺骗。但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就行为人的意思进行的欺骗。所以,如果否认可以就将来的事实进行欺骗,则会进一步否认可以就行为人的意思进行欺骗,从而不当缩小诈骗罪的处罚范围。
 

  例25-谎称摆平绑架诈骗案:甲、乙、丙三人与丁一、丁二有隙,遂于某日绑架了丁二,索要现金30万元。后丁一书面承诺付款6万元后,丁二被解救。之后,丁一没有付款。于是,甲、乙、丙三人扬言绑架丁一的儿子。A得知此事后,将此事告知丁一,并声称自己可以摆平此事,但要求丁一出资3万元进行协调活动,A还向丁一出具保证书:“保证不让绑架事件发生。”A得款后并未从事协调活动,并将3万元据为己有。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本案中,A的行为既是就自己的意思内容(是否从事协调活动)进行欺骗,同时也是就将来的事实(可否“摆平此事”)进行欺骗,二者难以区分。如果认为就将来的事实进行欺骗不成立诈骗罪,就会导致许多诈骗行为逍遥法外。
 

  例26-谎称中介诈骗案:刘某为某市某局除名工人,1996年4月他经人介绍结识了香港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总经理伍某。当时,刘某仍称自己是某局职工,认识局领导,能承揽到装修工程,骗取了伍某的信任。不久,刘某以收中介费的名义,骗取伍某30余万元。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事实上,就将来事实的欺骗一般都伴随有其他具体事实的欺骗,将前者排除在诈骗罪之外,也会不当缩小诈骗罪的成立范围。本案中,刘某声称能承揽装修工程,可谓就将来的事实发表意见,同时,这种就将来事实的欺骗又伴随有“仍称自己是某局职工”的具体事实的欺骗。刘某的行为显然成立诈骗罪。如果一概认为,就将来事实进行欺骗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就有可能导致刘某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这便导致处罚范围过于窄小。
 

  例27-骗取消防设施配套案:韩某是某市公安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2014年年初,该市某建设单位经理晏某找到韩某商议办理消防审批手续事宜,韩某提出需交纳20万元消防设施配套费。韩某产生了截留该20万元配套费的想法。韩某向消防支队长朱某汇报时,谎称晏某知道《消防法》规定消防部门不能收取消防设施配套费。随后朱某同意该项目免收消防设施配套费。后来,晏某将20万元交给韩某,几天后,韩某将《消防审核意见书》交给晏某。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即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欺骗行为,也仍然可能构成诈骗罪,只不过存在是否与其他犯罪构成竞合关系问题。本案中,首先,韩某的行为并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因而不成立贪污罪。换言之,在韩某收受20万元时,该20万元并非公共财物,而且韩某也不是为了消防支队的利益收受该20万元,故不能认定为贪污罪。其次,韩某实施了欺骗行为,致晏某产生了需要交纳20万元消防设施配套费的错误认识,进而处分了财产。就此而言,韩某的行为成立诈骗罪。最后,韩某的行为也同时触犯了受贿罪,亦即韩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由于韩某的欺骗行为与索贿行为是一个行为,故韩某的行为是诈骗罪与受贿罪的想象竞合。
 

  例28-廖某合同诈骗案:廖某系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黄浦支行的客户经理,在经办与世纪新城公司、东方投资公司的贷款业务中,向对方宣称,要获得贷款,除了签订贷款合同外,尚需支付一定比例的“财务顾问费”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转给银行。为骗取对方信任,廖某特意伪造了厦门国际银行的公函,载明华清同仁公司系银行指定的第三方财务顾问公司,要求对方将500万余元的“财务顾问费”支付给这家公司。世纪新城公司、东方投资公司相信了廖某的说辞,在2015年6月、9月获取银行贷款后,先后将所谓的“财务顾问费”打给了华清同仁公司。除了支付给华清同仁公司一定的开票费用,以及被同案犯王某私自截留了40万元,廖某实得420万余元。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从解释论上来说,完全可以将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诈骗行为排除在职务侵占罪之外,直接以诈骗罪论处,从而使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之间保持协调。至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欺骗他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非占有本单位的财物的,则更不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针对本案:

  一种观点认为,廖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廖某在与世纪新城公司、东方投资公司签订合同过程中,隐瞒真实贷款利率,虚构还需支付“财务顾问费”等事实,诱骗对方支出了不必要的花销,成立合同诈骗罪。

  可以肯定的是,职务侵占罪的行为对象只能是本单位财物,或者说被害人必须是本单位。而本案的被害人明显是世纪新城公司与东方投资公司。即使廖某的欺骗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在民法上也难以认为廖某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退一步说即使属于表见代理,在廖某不能将赃款退还给世纪新城公司与东方投资公司的情况下,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黄浦支行应当对两个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因为廖某对两个公司实施了欺骗行为,使两个公司遭受了财产损失,因而对两个公司成立诈骗罪。反过来说,廖某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直接骗取银行的财产。既然如此,当然不可能对银行构成职务侵占罪。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最终由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黄浦支行承担了赔偿责任,也不得认定廖某的行为成立职务侵占罪,因为廖某没有对上海黄浦支行实施任何职务侵占行为。
 

  例29-虚构订单案:快递公司配送站站长孙某为偿还赌债,以编造收货人姓名、收货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的方式,在购物平台虚构货到付款的订单订购各种品牌的手机,货物到达配送站后,孙某利用配送站站长可延迟(3日内)交付货款的制度漏洞以及分派发货任务的便利,将货物截留后低价卖与他人。所得款项除偿还上期应交纳货款外,剩余部分用于偿还赌债和个人挥霍。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取得财物时利用了职务便利或者工作便利的,更不得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只能认定为诈骗罪。本案中孙某的欺骗行为与职务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购物平台虚构货到付款的订单订购各种商品。在本书看来,即使退一步承认利用职务便利的诈骗行为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也应当仅限于欺骗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否则就过于扩大了职务侵占罪的范围:

  一方面,孙某在取得货物时似乎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但其实只是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因为其他快递员也可以偷偷地这样做。

  另一方面,手机到达配送站后,孙某没有障碍地取得了手机(符合后述直接性要件)。

  倘若将快递公司作为被害人,认定孙某的行为成立职务侵占罪或者盗窃罪,则不符合电商是被害人的客观事实。
 

  例30-骗取危房补贴案:村民乙谎称危房翻新,村长甲代其填写虚假材料并以村长名义签字同意后上报镇政府,从镇政府骗取1万元的危房补助给乙。

  虹口区江湾刑事辩护律师观点:本案中,虽然甲因为从事扶贫管理工作而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但不能认定为贪污罪,对甲与乙的行为应以诈骗罪论处。   上海虹口诈骗咨询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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