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捕不诉的基本情况。
让我们来看看2021年高检院公布的全国检察机关不捕不诉的情况。
2021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不逮捕率为30.6%，同比增加7.8个百分点，不起诉率为15.5%，同比增加2.4个百分点，诉前拘留率为44.2%，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数据背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
刑事辩护律师上海总的来说，虽然不捕不诉率有所提高，但提高缓慢，30.6%的不捕率远低于其他国家，15.5%的不捕不诉率，提升空间更大。
我们可以看到，不起诉率只提高了2.4个百分点，不到不起诉率提高的三分之一。主要原因是，不逮捕后，只要起诉法院，判处实际刑罚，或者可以监禁，但如果不起诉，如果案件发生其他情况，如嫌疑人犯新罪，面临错误不起诉的困境，如果不特别明显，不能起诉，检察官的一般原则是，可以起诉。
2.适用于不逮捕、不起诉、谨慎护送的案件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苗生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从政策定位和案件特点出发，实践中以下案件应成为适用少逮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点：
一是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案件；
二是可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为过失犯罪、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威胁从犯等；
三是认罪认罚，无其他恶劣情节；
四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学生、重大科研项目关键岗位科研人员、无社会危险企业经营者等。
结合适用范围，我们来看看一组数字:我国判处3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案件，从2000年的53.9%上升到2018年的76.8%，再到2020年的77.4%。结合2021年15.5%的不起诉率，不难看出，绝大多数轻刑案件都做出了逮捕决定，向法院起诉，并作出了有罪判决。
刑事辩护律师上海也就是说，实践中77%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轻刑案件件。除特殊情况外，理论上不能逮捕，但至少40%的案件已经作出逮捕决定。高逮捕率的结果自然是高起诉率。
3.不捕不诉难的原因。
一方面是不逮捕、谨慎诉讼、谨慎护送政策的推广，另一方面是不逮捕、不起诉率的尴尬场景，短期内这种尴尬局面不会明显改变，原因如下：
(1)重刑思维抬头。
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底层条款的使用频率不断提高，重刑思维在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当出现新情况时，不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而是急于刑事他。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公安民警和检察干警很难把不逮捕、谨慎诉讼、谨慎护送政策放在心上，也很难放开手脚。
(2)谦虚原则失守。
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持谦虚是刑法的基本特征。只有用尽一切手段，不能很好地解决矛盾，有法可依，才能启动刑事程序。然而，目前的谦虚越来越少被提及。作者在检察院工作时，讨论经济犯罪案件，我们经常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谦虚——不。然而，现在，积极的刑法已经形成了共识，逮捕、起诉、有罪判决，这已经成为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
(3)标准不明确，权责不同。
毫无疑问，被案件喂养的检察官处理案件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为什么他们不轻易做出不逮捕、不起诉的决定呢？虽然有明确的不逮捕、不起诉、谨慎拘留政策，提出了适用的重点案件类型，但没有出台相应的标准，也没有进一步明确依照刑事政策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权责关系。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什么样的案件不被逮捕，尤其是不起诉是合适的；如果不逮捕、不起诉、犯罪嫌疑人犯新罪或发现漏罪，是否认定不逮捕、不起诉为错案？我们应该追究检察官的责任吗？如果是这样，他们还有动力不逮捕、不起诉吗？
(4)考核制度过于严格。
一方面，我们想降低高逮捕率和起诉率，另一方面，我们对检察官不放心，担心他们会利用不逮捕和起诉的权利。不信任的结果是，评估制度与刑事政策取向背道而驰。不逮捕、不起诉的案件一直是评估和评估的重点，也会反复评估、多次评估和多层次评估。作为一名普通的检察官，面对严格到可怕的评估，首选当然是逮捕和起诉。
刑事辩护律师上海了解到，一些检察官因为一个案件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被反复调查几个月，反复解释，反复推理，反复到不同层次、不同单位的调查组，证明自己的清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感到沮丧。
一项好政策的出台需要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具体的实施标准，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考核激励机制。否则，只能是曲高，无人应对，无法实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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