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漏税的证据一般有哪些？上海有名的刑事律师告诉您

　　整个案件的证据不能证明在“两帐”中设立，刘春树还知道有“两帐”存在吗？在建立“两个账户”之前，根据颜某某的证词，刘春树和杜某某都告诉了他，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正式谈论此事，只是谈论了如何处理此事。上海有名的刑事律师接下来就来讲讲有关的情况。

　　既然不是正式的谈话，那就讨论一下吧。当然，不能认定是刘春树唆使设立了“两个账户”。刘春树当时主管供销社下面的几十个第三产业，他大概一转头就忘了。因此，如果刘春树可能知道 "两个账户 "，但杜某某同时也知道，当时是否设立 "两个账户 "并不确定，因此不能说刘春树指使严某某设立 "两个账户 "。不排除最后是杜某某陷害的。

　　关于“两帐”成立后柳泉是否知道“两帐”的问题。阎某认为刘春书知道“两帐”是根据刘春书当他是罗德斯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时，推断出董事长的位置。但实际上，作为南河供销合作社社长，刘春树只是罗德斯基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他曾在供销合作社下属的几十家企业担任领导，因为政府和企业有两种身份，它们只起协调各方关系的作用，而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则由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负责。因此，阎的推定是站不住脚的。

　　在2003年7月4日刘春树税务检查询问笔录中，检查人员告诉他公司有“两本账”，他回答说不记得了。如果他承担责任。可以看出，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有“两本账”，这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这和他在本案再审中的法庭供述以及之前的法庭供述是一致的。

　　综上，在本案的最基础研究证据——“两本账”的有关法律事实问题没有及时查清之前，直接进行认定柳春树构成偷税罪是事实不清、证据能力不足的。由于“两本账”以及企业相关国家缴税凭证的缺失，导致原判认定的偷逃税额无论在稽查部门所属工作期间上，还是在计算数额上都存在的重大问题错误，无法进行重新设计验证。

　　案件发现，偷税金额证据材料主要是2003年7月4日签署的《天津市西清区国家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和2003年4月26日至28日西清区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审计报告草案。从正常的税务稽查程序来看，税务稽查必须首先以原始账目明细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编制稽查草案，然后出具《税务稽查报告书》 ，最后才能出具《税务案件审查意见书》。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罗德斯基的原始账目从未出现过，就连《税务稽查报告》的手稿、《税务稽查报告》、《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都存在莫名其妙的矛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缺乏原始会计资料是西庆区国税局在确定逃税金额时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税务管理稽查可以确定的罗德士奇领取企业营业执照的时间和稽查所属期限，与罗德士奇公司的存续发展期间出现不符。1994年4月28日根据其营业执照、注销登记和内资企业法人(户口卡)基本身份成立，这一事实在西庆区供销社2010年8月23日发布的、1996年3月19日注销的《罗德斯基概况介绍》中也得到了证实。

　　在整个案卷中，有两份西青区国税局出具的税务检查报告手稿，其中一份位于西青法院2003年原卷p85-89，另一份位于西青法院2009年原卷p85-86。令人不解的是，两份税务机关的检查底稿在起止时间、检查时间、检查人员等方面都是一致的。

　　但2003年西青法院p85-89税务检查报告初稿确认罗多尔斯基自行车公司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时间为1994年3月12日，检查时间为1994年1月至6月，这是显而易见的。2009年对西青法院主卷p85-86手稿进行了审查。虽然罗兹自行车公司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时间确定为1994年4月28日，但检查期限仍定为1994 -1996年。

　　无论哪份税务检查报告草稿，检查的截止日期都是错误的，因为罗多尔斯基自行车公司在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4月27日和1996年3月20日至1996年12月31日期间并不存在。但这种现象不得不让人怀疑，同一个税务人员在同一天出具的税务检查报告的底稿内容，可以被任意修改成相关人员在不同诉讼阶段想要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出偷逃税款总额为208574、61元。

　　上海有名的刑事律师注意到，问题是，1994年3月12日至1994年4月27日，罗多尔斯基自行车公司并未成立，1996年3月20日至1996年6月30日，罗多尔斯基自行车公司被注销。在这两个时期，公司并不存在。税务检查报告无任何理由直接增加近5个月的税务检查期，以错误的检查期为基础计算偷逃税款208574、6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