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区别

　　我们能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吗?实际上，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如果想要不放过一个坏人，只能进行“有罪推定”，这又容易造成冤案;如果想要不放过一个坏人，只能进行“有罪推定”，这又容易造成冤案;如果想要不冤枉一个好人，只能进行“无罪推定”，这又会容易放过真正的罪犯。

　　有罪推定易造冤案

　　在古代，官府要破获一个案子，如果有一个人嫌疑很大，但要去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又很困难，这时官府的审判者怎么办呢?他就先假定这个嫌疑者就是罪犯，这就是“有罪推定”。嫌疑人要想洗脱犯罪嫌疑，就得想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或没有犯罪动机，如此等等，只有完全证明了自己与那个案子没有干系，他才会被无罪释放。

　　自己证明自己没犯罪有时是很难的，比如某个夜晚发生了一个案件，审判者把你当成嫌疑犯，要你证明当晚不在现场，可当晚你正独自在家睡觉，那怎么证明呢?结果常常是，你不但洗脱不了犯罪嫌疑，反而招来一顿暴打，审判者要你“快快从实招来!”你熬不住打，只好顺着审判者的思路去招供，冤案就这样产生了。既然一顿暴打就能破获一件案子，那么审判者何乐而不为?于是，中外在古代审案时都奉行“有罪推定”原则。

　　在古代没有监督体制下，有罪推定极易被滥用，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信守着这样一个规则：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看谁不顺眼，就觉得他犯了罪，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其下狱，然后屈打成招，制造冤案。中国古代的一系列惨案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高祖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武则天时期的“请君入瓮”、宋高宗时期岳飞的“莫须有”冤案，以及雍正时期腥风血雨的“文字狱”，无不是有罪推定的结果。

　　即使是到了现代法治的今天，有罪推定仍然是阴魂不散。中国当代的一系列冤假错案都是有罪推定导致的，新闻报道中的类似案件很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罪推定的情况也不时出现。

　　2000年，在法国的一个叫乌脱罗的小镇上，传出了一个爆炸性新闻：有一个成年的色情团伙虐待了四个幼儿园儿童。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布尔戈法官接手了此案，他通过幼儿园老师的转述以及孩子的证词，判了17个嫌疑人都有罪。布尔戈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证词置之不理，甚至一名真正的罪犯给预审法官写信，说明只有4人犯罪，和其他人无关，都没有引起布尔戈的重视。后来，犯罪嫌疑人上诉，直到2005年，13人被宣告无罪释放，4人被判处15—20年的监禁。

　　我们分析这个案件，它被错判的直接原因就是布尔戈法官的顽固思维模式：有罪推定。他只相信幼儿园老师的转述以及孩子的证词，却毫不理会犯罪嫌疑人的申辩，结果导致了悲剧。

　　两个推定的不同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有罪推定都导致了无数冤案。因此，随着现代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有罪推定”原则遭受了原来越多的抨击，“无罪推定”逐渐成为法庭审判的公认原则。什么叫无罪推定呢?简单地说，任何人在未经法庭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警方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而不是由嫌疑人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嫌疑人只要对警方的证据进行反驳，找出其中的漏洞即可。而如果警方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情况下，只能直接推定嫌疑人无罪。

　　我们现在通过案例来分析一下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

　　1998年4月22日，云南昆明警方从一辆停放在路边的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被枪杀在车内，身上钱物被洗劫一空。经查，男的叫王俊波，是昆明市一个郊县的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经专案组调查发现，“二王”都是已婚之人，但他们之间有私情。于是，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进入专案组的视线。专案组传讯了杜培武，但杜坚决否认。之后，专案组又对现场进行勘察分析，并对杜培武进行了测谎，结果无法排除杜培武作案的可能。但警方并没有找到杜培武案的核心证据——作案用的手枪，当然也就没办法提取指纹了。

　　这样一个案件，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警方应该先行释放杜培武，然后寻找更多的破案线索。可是，昆明警方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下，强行要求杜培武自行认罪，在杜培武拒不认罪时，又严刑逼供，杜培武被迫屈打成招，被法院以杀人罪判处死缓。直到后来，昆明警方在破获另一起案件时，才同时也抓到了这个案件的真正罪犯，杜培武被释放，捡回了一条命。

　　无罪推定容易放跑罪犯

　　有罪推定很容易造成冤案，可是，无罪推定也有弊病，那就是确实有可能放跑罪犯。有些案件的案情格外复杂，警察即使找到了很多证据证实了罪犯，但又缺少一些必要的证据，这时只好看着罪犯大摇大摆离开法庭了，我们欧美或香港的影视片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案件仍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94年的辛普森杀妻案。

　　辛普森是一个著名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其前妻布朗和餐馆服务生高曼被人在家里杀害。在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在辛普森的车上和门前的车道上发现了血迹。警察非法搜查了辛普森的住宅，找到了一只和现场一样的血手套。辛普森作为嫌疑人被逮捕。庭审时，辛普森保持沉默。警察由于失误，证据可信度大打折扣。血迹受到了污染，血手套太小，辛普森根本带不进去，警察非法收集的证据被排除。由于证据不足，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看到这个案例，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认为，辛普森应该是凶手，并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没有找到其它凶手。很多人不理解，这不是眼睁睁地看着罪犯逍遥法外吗?无罪推定放纵了罪犯，将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呢?

　　无罪推定暗含着这样一个理念：宁可错放三千，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蒙冤。这确实也有可能使真正的不法者逍遥法外，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按无罪推定原则，我们放了一个恶人，以后还有机会再把他绳之以法，但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无辜的人。如果按有罪推定原则，我们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其实我们有可能伤害所有无辜的人，因为所有人都有可能处于和他一样的命运，同时，我们还放纵了罪恶，让真正犯罪分子逃脱制裁。粗略地比较，无罪推定要比有罪推定好一些。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在英国运用于实践，但在美国运用得最彻底。最近几年，英美犯罪率上升，无罪推定原则开始收缩。如1988年，北爱尔兰发生恐怖暴力事件，英国开始限制沉默权。而法国、中国，无罪推定原则开始扩张。法国1789年宣布无罪推定原则，但直到2000年才在刑法中确定无罪推定原则。中国在民国初期就已宣布无罪推定原则，但并没有真正实施。直到1997年，我们修改刑事诉讼法，才把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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