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辩护律师来讲讲刑事司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的问题

　　实践中存在的脱离裁判者的主观思维，将证明标准适用完全客观化的做法不仅不可取，也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实际是对“证据确实、充分”在主观方面的解释与要求，有助于弥补传统证明标准抽象化与客观化的缺陷，实现从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维度对刑事证明标准作出规范。上海刑事辩护律师为您解答一下有关的情况。

　　对我国企业刑事司法中的排除进行合理怀疑，主要须厘清以下几方面分析问题：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具体内涵

　　尽管难以做出定论，但仍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核心精神。立法机关指出，“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地程度。”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一般从逻辑学的角度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唯一性”“排他性”，而“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质也是要求事实裁判者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存在且为被告人所实施；对案件事实的存在达到了没有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表明依据案件证据材料得不出其他结论，因此可以形成确信。

　　而对“合理怀疑”的理解则既不能过于严格亦不得过于宽泛。“合理怀疑”首先应当是在对全案证据进行慎重、细致分析推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具体的证据事实为依据，具有实质性，同时还必须是符合经验与逻辑、具有合理性的怀疑，而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

　　其次，“合理怀疑”应当具有足以能够动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效力。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时出现矛盾与疑点属于正常现象，并不一定影响定案，只有那些能够动摇基本事实认定的怀疑才是定罪证明标准所指的“合理怀疑”。

　　但有时并非只排除重大、实质的怀疑即可，故还需要根据具体案件进行把握。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概括为在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事实裁判者对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不再存在任何有证据支持的、符合经验与逻辑法则的疑问，产生了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内心确信。

　　（二）“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真实充分”的一致性

　　在定罪证明标准设置上，立法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传递做出有罪判决必须达到最高程度的确定性这一信息，同时还应当容易为社会所普遍理解与接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明确表示：在精确的科学与实际的观察领域之外是不存在绝对确定的。

　　“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绝对的确定，但其同样要求有罪证明必须达到可以达到的认识范围内的最高标准，在实质上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样要求有罪证明应当达到最高程度。

　　在诉讼认识相对性的现实下，“证据确实、充分”或者“唯一性”“确定无疑”并不意味着证明标准的实质提高，讨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排他性”的绝对确定性与“排除合理怀疑”的非绝对确定性在法律规范层面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证明标准在神明裁判和法定证据之后就不再是具有确定性意义的概念，因为人们不可能依据同一证明标准消除证据或事实判断中的意见分歧，故“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实质上只是对人的主观信念程度的要求而很难发挥标准应有的作用——解决在对证据、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时发生意见分歧的情况，故作为对主观信念的要求，各标准之间实际并无宽严之分。

　　上海刑事辩护律师提醒大家，传统上认为我国证明标准更为严格的观点并没有理性的证据基础，因为在案件事实不清或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形成有罪的内心确信或对指控排除合理怀疑的。